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例会。此次例会作为判断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，释放出一系列关键政策信号。
在研判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时，本次例会认为，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，世界经济动能疲弱，地缘冲突和经贸冲突多发频发，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有所分化，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。例会还称，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、稳中有进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，但仍面临供强需弱、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。
对比2025年第四季度例会来看，本次例会新增了“地缘冲突和经贸冲突多发频发”和“面临外部冲击”的相关表述。2026年2月，美伊冲突爆发，全球能源运输“命门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，引发国际油价大幅走高和部分国家的输入型通胀风险。
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告诉记者，今年一季度美伊冲突恶化以来，海外衰退预期对我国外需存在潜在冲击，原油等商品的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物价管理也有一定挑战。从央行表态来看，“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”的表述没有发生变化，下一阶段或更多关注对冲海外地缘风险、贸易冲突等因素对国内的输入性影响。
本次例会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，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，综合运用多种工具，加强货币政策调控，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，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、节奏和时机。该表述与2025年第四季度例会完全一致。
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仍有空间，持续营造适宜的社会融资环境、支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有基础有条件的，但面对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，货币政策保持灵活性也是十分必要的。该业内专家还称，“十五五”期间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，需要在方法论上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，平衡好短期与长期、稳增长与防风险、内部与外部等各方面关系，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，避免货币政策大放大收，支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。
降低企业和个人融资中间费用
备受关注的是，本次例会在维持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的基础上，新提“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，降低融资中间费用”，这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一脉相承。
3月6日，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，在利率上，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，引导和调控好利率水平，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。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，对于一些不合理的、容易削减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行为加强规范。要求银行向企业明确展示贷款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，规范融资中间费用。
明明告诉记者，“融资中间费用”是指企业或个人在获取融资过程中，除本金和利息之外的各类附加费用，是综合融资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后续相较于总量降息，类似于服务费、渠道费等费用可能会优先压降。
近两年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，引导商业银行向企业明确展示贷款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。在试点中，银行会同企业填写《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》（即“贷款明白纸”），明确企业获得贷款所需承担的利息和非利息成本，规范融资中间费用和隐性成本。
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也将更透明。3月15日，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发布《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》（下称《规定》）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，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，使个贷各项息费“阳光化”“透明化”。《规定》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，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、分期费用、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，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。
《规定》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，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、收取方式、收取标准（折算为年化水平）以及收取主体。同时应明确提示，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，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。
招联首席经济学家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，这意味着在企业贷款和个人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，降低融资成本并非简单地降低贷款利率。此前，综合融资成本中除了贷款利息，往往还包含担保费、评估费、过桥费等大量隐性成本。“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，降低融资中间费用”的提法，就是要挤掉这些中间费用和隐性成本，让企业和个人更加直观、透明地感受到融资成本下降，增强体验感和获得感。
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管理
本次例会还提出，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优化工具管理，扎实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加强对扩大内需、科技创新、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。对比2025年第四季度例会来看，本次例会在继续强调扎实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基础上，新提要“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优化工具管理”。
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金融研究员王运金告诉记者，今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一大重磅看点是优化创新结构性工具，今年有望继续扩容。潘功胜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也表示，聚焦重点、合理适度、有进有退，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。
王运金表示，目前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多、覆盖面广，年初又下调了再贷款利率0.25个百分点，并部分进行了额度扩容与工具创新。今年可能还会考虑继续下调再贷款利率，进一步增强结构性工具在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、改善民生、稳定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、科技创新、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。
今年1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2026年信贷市场工作会议也明确，进一步完善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各项机制，落实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量政策，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，大力发展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、数字金融，强化消费领域金融支持。建设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，着力支持扩大内需、科技创新、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。
彼时，一位地方监管人士告诉记者，上述会议的一大关注点是“落实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量政策，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”，这与此前央行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，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表态高度一致。
对此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解读称，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、新挑战仍然不少，更需要结构性政策发挥作用。一方面，财政政策可以直接介入经济活动，以促进经济的结构调整；另一方面，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激励力度，也有助于增强财政政策落地效能，发挥政策集成作用，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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